他们曾组建南下汽车大队,为解放湖南出了一把力

[来源:三湘都市报] 2018-06-13 10:23:07

黄克诚领导组建南下汽车大队:

找周恩来要汽车

“文革”时被污蔑“用汽车运金子” 

作者丨张康

(牛生祥<右>任南下大队汽车队副队长与汽车队战友<车队排长>南下到武汉时的合影。)

(牛生祥<右>任冀察热辽军邮总局热中地区办事处副主任在进关前与主任的合影。)

(张康与爷爷奶奶。)

最近,读者张康特给本报“记忆”版发来一篇文章,讲述自己的爷爷牛生祥在黄克诚的亲自领导下,参与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队汽车队的故事。 今年84岁的牛生祥,是1941年初夏从老家陕西省榆林地区定边县黄湾村参加革命的老八路。13岁时,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曾很威风地骑着战马跟敌人打过仗。解放后南下湖南,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商业厅、财政厅的厅长,并接受过创建湖南审计厅的重要使命。

[壹]

汽车队刚成立时,没有一部汽车

1949年5月,中央决定冀察热辽根据地接管天津的部分干部组成南下大队,由黄克诚同志带队南下湖南,并出任解放后的湖南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当时南下大队组建了一个汽车队,调老红军粟逢春同志任队长,我爷爷牛生祥被任命为副队长。

汽车队刚成立时,只有粟逢春和我爷爷两个“光杆司令”,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汽车。他们到任不久,上级领导交给他们一封黄克诚同志的信,让他俩一起去找天津市军管会摩托处游精处长要汽车。这位处长看了黄克诚的信后,有些为难地说:“黄老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那些接收的汽车都交归总后勤部管了,我没有权力批,你们要车只能找总后勤部了。”说完他把信退还给了爷爷。

没要到汽车,粟逢春和我爷爷只好去向黄克诚同志汇报。黄克诚当时住在天津市一座两层楼的小院子里,听了他们汇报情况后很不高兴,说:“行了,我跟周副主席通电话。”说完,让粟逢春和爷爷回去听消息。

几天后,南下大队的一位负责同志拿了一封黄克诚同志的亲笔信,交给粟逢春和我爷爷,让他们到北京去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粟大队长让我爷爷一个人去找。

杨部长当时住在西单一个胡同的一所小院落里,里边都是平房。爷爷进去时恰逢杨立三正跟彭德怀坐在一间房前小凉台的小圆桌子前。爷爷向杨部长敬了个军礼,双手把黄克诚同志的信递了上去。杨部长一边接信,一边说“我知道这件事”。随后,他交给爷爷一封他的亲笔批件,批给车队40辆汽车和一部分汽油。

[贰]

汽车队有美国的大道奇,还有苏联的嘎斯车

回到天津后,爷爷很快就从天津市军管会摩托处要来了40辆汽车和汽油。配备的司机中大部分是从东北和天津被俘后参加革命的国民党的士兵,汽车的型号则是五花八门,有美国的大道奇,日本各种型号的车,还有苏联的嘎斯车。粟队长又要来了6位干部,就这样,爷爷他们的汽车队正式组建起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南下大队领导要汽车队先开到河南信阳后再安排工作。1949年6月初,爷爷他们在天津将汽车装上火车,由于京汉铁路遭受的破坏较严重,只能从济南、开封向郑州转行。走到河南省的漯河,因为前面的信阳大桥没有修好,便在漯河的一个村子住了下来。司机中有位同志的家乡正好在漯河,他提出想回家看看,爷爷便陪他回家探亲。当得知爷爷是解放军后,村子里的小伙子们就把他们围了起来,争先恐后地要当兵,爷爷当场选中了5位青年给司机当助手。

爷爷他们在漯河前后住了二十来天,由于信阳大桥一直没有修好,南下大队就命令他们开车到武汉,住在汉口的一个纺织厂里。这时湖南省的领导机关已经成立,决定将汽车队划归湖南省财经接管委员会领导。由于开车来到汉口,汽车队的汽油不够用了,黄克诚同志知道这件事后,马上就给爷爷他们批了二三大桶汽油。有趣的是,2010年爷爷参观黄老家乡——永新建立的黄克诚纪念馆时,意想不到地看见了当年他批汽油的那份批件。

[叁]

周小舟爱称呼爷爷为“队长”

在武汉驻扎时,领导让爷爷带十几部汽车到信阳去接一部分干部,他们中间有周小舟、张孟旭、徐启文,其中还有一些将被安排在湖南省公安厅工作的年轻干部,总共几百人。爷爷把周小舟等领导同志安排在驾驶室里坐,其他南下的同志和警卫部队的同志坐在车箱里。爷爷回忆说,皮肤白净的周小舟同志个子不高,穿着一身军装,说话很孺雅。出发前周小舟同志向爷爷问了路上的安全情况,叮嘱爷爷一路要提高警惕,因为当地刚刚解放。途中,周小舟同志总是爱称呼爷爷为“队长”,其实我爷爷当时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

由于这次护送周小舟同志的经历,周小舟以后每逢见到爷爷都称他为“队长”。1952年,爷爷在华中百货公司湖南分公司任业务科长时,有一天到中山路百货公司去检查工作,忽然听到有人喊他“队长”,一看竟是周小舟同志。他对爷爷说:“队长,你在这里呀。”爷爷赶紧向这位省委书记报告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周小舟问公司的生意好吗?爷爷一边向他汇报,一边陪他视察了中山路百货大楼。

[肆]

文革时,有人揭发爷爷“为反党分子黄克诚运金子”

汽车队把周小舟等一批同志送到汉口后,爷爷担任了车队的一把手,此时,湖南省财经委员会决定将汽车队交由长沙军管会贸易处领导。大概是在当年八月份,车队就开始为长沙运送物资。由于长沙没有解放,汽车进不了城,只能先把物资运到长沙城郊的春华山后又返回武汉运东西,直到长沙解放,车队才进了城。爷爷在汽车队一直工作到1950年2月。

在黄克诚同志的关心下,汽车队为解放湖南做出过不少贡献,但没想到爷爷却曾为此背上了“黑锅”。1959年庐山会议后,湖南省开展了清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运动。有一天,省委有关部门让爷爷接受一个调查组的调查,到现在爷爷也没弄清这是省委调查组还是中央的调查组。调查组的两位同志说有人揭发爷爷的车队曾经“为黄克诚运了私人的金子”。爷爷回答:“在长沙和平解放的前夕,领导曾安排车队从武汉的银行向长沙的银行运送过一批人民币和银元,那是为了稳定即将解放的长沙的金融秩序。我从没听说黄克诚同志运过什么金子。”调查组的同志态度还比较好,也没有搞逼供。谁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又把这件事提出来,还说爷爷是“为反党分子黄克诚运金子”,一批造反派和红卫兵把爷爷抓起来进行逼问,强迫他交待给黄克诚运送金子的过程。爷爷实事求是地说只是为银行运了东西,他们就骂爷爷“不老实”,强按着爷爷跪在地上接受批斗,但爷爷一直坚持了这一历史事实。

爷爷曾深情地说,他参加革命后转战南北近十年,解放后又多次调换单位,生活经历虽然丰富多彩,但汽车队的生涯是他回忆中最有“嚼头”的内容之一,因为这支车队是在黄克诚同志关心下组建起来的,而且爷爷在这里还学到了很多知识,不仅学会了开汽车,甚至当车有毛病用耳朵一听就大体知道毛病在哪儿呢。现在黄老将军虽然不在了,但他为湖南解放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爷爷的脑海里。

(本文原载2011年6月12日《三湘都市报》副刊·记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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