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防疫制度的演变

    2020-04-02 21:50:27

古人生活的世界常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炎黄子孙历经磨难积淀下的勇敢和智慧,在传统中国演变为一套成熟的防疫制度举措。

自汉代起,官方就派遣医官巡诊疫区,为患者免费施药甚至由皇帝颁行药方。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腾空一些舍第对患者进行隔离,集中治疗。建武十四年会稽再次大疫,死者万数,太守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地方官置生死不顾而独自深入疫区实属难得,因为汉代已有感染疾疫而亡的官员记载,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及时报告灾情、隔离防护、医疗救治、官员亲临一线指挥等早在秦汉就已成为抗击疫灾的基本制度举措,另外还强调个人卫生、整治环境,采取减免赋税、祭祀祈福等仁政举措。后世不断总结,除了在制度细节方面完善外,还逐渐加入了市场和科技带来的防控新法。

北宋庆历八年暴发疫灾,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名臣富弼认为,以往“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集中隔离会造成疫疾的二次传播,并且若调配不济,实为害人。于是,他大胆变革,除了号召官民并举,出粮救灾外,还征集住所达十万余分开隔离灾民。同时,以报酬和请功相报动员退休和候任官员,并好生犒劳。最后开放国有“山林陂泽之利”使民自救,并及时安葬尸体。

南宋的董煟撰写了第一部处理灾荒的专著《救荒活民书》,核心是保障救灾粮食(物资)供给,除打开常平仓、发放义仓、劝有米大户卖粮之外,还特别禁止官府“遏籴”(即禁止本地粮食外运)和“抑价”(即压制市场粮价或直接规定官价)。“遏籴”和“抑价”只能暂时平抑灾区物价,最后会造成灾区无粮可购的窘迫。早在董煟之前,唐代的卢坦,北宋的范仲淹、赵抃、包拯都坚持将不抑粮价作为灾区粮食供应的根本,直到清代的方苞依然坚持。例如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处理粮价一致,即“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史称富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然他并未考虑市场的力量在调配救灾物资中的巨大作用,作为一直在基层为官的董煟则勤加观察,善于总结,将富弼主张的以官府为主导的“自救”之法扩充到以市场为主导的“他救”之法。政府干预和市场调配协调抗疫的体系自宋代已基本形成。

明末清初已采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康熙还曾下令强制接种:“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同时特设“查痘章京”一职督办。到18世纪,清代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西医科学的抗疫方法在清末成为决胜疫灾的法宝。1910年底,伍连德指挥扑灭了东北暴发的肺鼠疫,他亲赴疫区解剖死尸追踪病源,大胆提出肺鼠疫的疫情发病源,建议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举措,央地协同作战,成为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抗疫典范。

(摘编自3月1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张艺萍 沈玮玮/文)

责编:张璐

来源: 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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